盖了发票专用章的借条对公司是否产生效力？

有的公司借款，在向出借人出具借条时签字盖章时，会在借条上加盖公司业务专用章，此种情形下若发生纠纷，借款人往往都以借款合同无效提出抗辩，那么，在借条上加盖公司发票专用章，是否对公司产生效力？

一、业务专用章与公章的辨析

《印章治安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公章是指国家权力、党政机关、司法、参政议事、军队、武警、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居（村）民委员会和各议事协调机构及非常设机构的法定名称章和冠以法定名称的合同、财务、税务、发票等业务专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办法》第十五条所称发票专用章是指用票单位和个人在其开具发票时加盖的有其名称、税务登记号、发票专用章字样的印章。”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我们日常中所说的公章，其实是特指法定名称章，具有最高效力。而发票专用章等业务专用章在广义上也属于公章，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效力受限，在实践中这类业务专用章一般在特定范围内使用，例如发票专用章在开具发票时使用。原则上，公章的种类与文件的种类要相匹配。

二、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发票专用章的借条，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

精选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615号——宁夏远洲矿业有限公司、陈邦利合同纠纷再审案件中，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土石方剥离工程承包协议书》和《承诺书》以远洲公司名义签订并加盖远洲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有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春玲的签字，《收据》亦加盖远洲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基于王春玲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其本案中使用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即使为私自刻制，也不影响其职务行为的成立和远洲公司对外责任的承担。二审据此认定，王春玲以远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从事的上述行为为职务行为，远洲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p290-292）观点主认为，“要确立‘看人不看章’的裁判思路”：

既然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自然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

对合同相对人来说，合同书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其可以信赖公章显示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并推定合同记载的条款系该主体作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意思表示是否自愿真实，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等问题均不能通过盖章行为本身直接得到确认。可见，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

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

三、小结

根据上述规定及判例可知，盖章这一行为效力认定的关键，不在于章的真假,而在于盖章之人在盖章时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是不是在履行职务行为。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没有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的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视为公司行为。

在确认借条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是真实（即印章系有代表权的人加盖）的前提下，即使盖的是发票专用章而非公司法定名称章，仍应认定该借条系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四、实务问题

1、仅有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的签字同，合同未加盖公章的，能否认定为是公司的行为？根据签字等同于盖章的规则，加之盖章问题的本质在于是否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故只要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是以公司名义而非自身名义数订合同的，就应认定为是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 2、先在空白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后确定合同内容的，公章显示的公司应否作为合同主体承担责任？通常情况下，是先有合同条款后加盖公章，故加盖公章的行为除了表明是公司行为外，往往还有对合同条款予以确认的性质。但在空白合同上加盖公章的场合，则是先加盖公章后有合同内容。此时，务必要严格考察空白合同持有人与公司之间是否具有代理关系，来综合认定合同效力是否及于公司。空白合同持有人确实具有代理权，或足以使交易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的，在空白合同上添加的合同条款效力及于公司。反之，仅仅根据持有盖空白合同这一事实，尚不足以认定其具有代理权，应按无权代理规则处理。

3、公章的种类与文件的种类是否必须要相匹配？公章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原则上，公章的种类与文件的种类要相匹配，在最高法院(2014)民申字第号陈某某与国本建设有限公司、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具有特定用途的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合同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该观点总体可值赞同，但尚须追根溯源之所以不认可超出公章特定用途的盖章行为的效力，本质上并非公章本身代表了某种意思表示，而是因为盖章之人缺乏代理权。反之，如果盖章之人确有代理权的，即便超出公章的使用范围，亦不宜认定合同无效。故公章须与文书种类相匹配的要求，并非绝对。即便考虑此种要求，实务中仍需要考虑交易习惯，尽可能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借款合同加盖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固然不太符合交易习惯，但如加盖的是财务章，似亦在情理之中。故在四配度的认定上，还要根据通常的交易观念从宽予以认定。

4、能否以与备案公章不符为由就认定某一枚公章是假公章？ 司法实践中，公司通常以涉案的某一枚公章为假公章为由提出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抗辩，理由则往往是与备案公章不符。公章的备案，既有公安机关的备案，也有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就民商事审判来说，更多地涉及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问题。公司使用备案过的公章，即便该公章实际上已经废弃不用了，只要相对人信赖该枚公章仍在使用的，法律就要保护此种信赖。但要求相对人在任一交易活动中都去核查公章的真伪，是不符合交易便捷原则的，因此，相对人不应负有审核某一公章是否为备案公章的义务。故在公司使用备案公章以外的其他公章场合，法院不能以相对人未尽审核义务为由就认定公司的该枚公章为假公章，除非公司能够举证证明该枚公章确实是伪造的、废弃不用的公章。当然，相对人也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公司使用的该枚备案公章以外的公章，曾在此前的交易中或者在与其他的交易中使用过等事实，证明该枚公章就是公司的公章。与公章备案相似的是预留印鉴。所谓预留印鉴，是指存款人在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时留存的、凭以办理款项支付结算的权利证明，也是开户银行收付结算的审核依据。预留印鉴约束的对象主要是银行，对交易当事人并无拘束力。在存款人预留印鉴的情况下，银行未尽审核义务，因向他人付款导致存款人损失的，应根据约定承担继续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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